01大唐的宰相制度

宰相是我国古时重要官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皇权的有益补充；是人臣的顶点，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光。历来皇帝开明、宰相能干，社会就和谐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相权过重必伤皇权。因此，历朝皇帝围绕如何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开动脑筋积极探索。明朝劳模朱元璋废掉宰相，成立内阁事事亲为，无奈其子孙不肖，搞得内阁大学士比宰相还牛。到了清朝在内阁基础上又设置军机处（相当于爱新觉罗办），加之清朝皇帝们都有着极强的职业操守，总算彻底消灭了相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一统。没了宰相的大清王朝，再无人敢于争论谏言，整个社会被压抑的毫无生机，最终在刻板保守中走向沉沦。

唐时实行“群相制”，或者叫“宰相集体办公制”。有唐一代289年天下，共有21位皇帝，却产生了461位宰相。这个制度设计来自隋朝，被大唐开国皇帝太祖李渊继承了下来。宰相从一人分为四人，在皇帝统一领导下按分工履行职责，有利于分化相权、适度放权、稳固皇权。李渊当时的宰相是李世民、裴寂、窦威、刘文静，这四人哪一个都不简单，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玄武门”之变被抢班夺权，李渊大叔应当可成为大唐最舒服的皇帝。

这种设计对皇帝个人的格局、胸怀、眼光要求都很高，没有格局就会自以为是，对宰相横挑鼻子竖挑眼；没有胸怀，就总怀疑宰相在坑自己，处处设防搞得宰相没法正常开展工作；而没有眼光，就会把奸佞之辈当成“治世能臣”放在身边，既害了自己也毁了国家。

从这个层面看，无论是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还是玄宗李隆基，都做得不错。甚至是一代女皇武则天，虽然换相勤了点，也还说得过去。帝与相之间互动良好，一度形成了互促互进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出现了贞观、永徽、开元三大盛世。但到了玄宗晚年，因贪图安逸，懒得在费力择选，就重用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其实李林甫也未必有多坏，无非是心眼儿小点，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权谋的，至少安禄山就很怕他。如果玄宗还似以往那样英明，李林甫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好帮手。

失去监管的权力就是一剂慢性毒药，即便正人君子如果长期服用，也会沉沦在它所带来的快感中迷失自我。

到了肃宗、代宗时代，藩镇势力开始野蛮生长，他们谋求脱离中央、相对独立。朝廷对其内部事务特别是其所属军队的控制日趋弱化，宰相权力空间也相应缩水，逐步过度到打理日常事务和组织税收上，这大概也是中唐时期宰相们多是深谙经济之道的无奈之举吧。

实事求是的讲，与前朝后世相比，唐时宰相权力并不大，甚至很窝囊。一方面群相分权，宰相之间窝里斗，在大事大非上达不成统一意志；另一方面轮换频繁，宰相任期通常一至三年（几个特殊人物例外），且往往是四人全部调整，无法保证政策的延续。制度的设计导致以宰相为主的文官集团整体弱化，这也是唐朝后期藩镇集团和宦官集团权力失去制衡的一个主要原因。

02贤相崔佑甫

言归正传，德宗在位26年，历任宰相35人。这些人大部分与本书无关，这里重点介绍泾原之变前对时局变动起重要推动作用的3位宰相。

德宗即位后的首位宰相崔佑甫，出自博陵崔氏名门望族，父亲崔沔为玄宗时省部级高官，绝对的高干子弟。他本人又是进士及第，历任县尉、州司马、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等职。既有基层一线历练，又有国家机关经历，履历非常完整，可以说出身好、能力强、人品棒。

崔佑甫当宰相很有戏剧性，这要从他的老上级、前任宰相常衮说起。常衮比崔佑甫小9岁，状元出身，父亲当过县丞。为人谨慎孤傲，刻板较真，不讨人喜。入仕后一直在中央任职，长期分管科考教育。可想而知，崔佑甫作为高干家庭出身，各方面又都很优秀的干部，肯定瞧不上只会耍耍清官派头的常衮，工作中有点小矛盾自然不可避免。

779年5月，代宗病故，德宗继位，并依制带百官送葬。依唐礼，参加葬礼的百官早晚各哭十五声，常衮却过于亢奋，哭到悲痛欲绝瘫软在地，不得不让人搀扶才能站立。他过于优异的表现让参与仪式的百官包括德宗都很不满，礼制有规定，你这么做置他人于何地？置德宗于何处？难道亲爹死了哀痛程度还比不上你？那不是说除你常衮之外，德宗不孝百官不忠吗！

凡事都应有度，努力过头了照样招人厌！

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指着常衮对众人说：“你们看看，难道做臣子的给君王哭丧，还有扶礼这一说吗”。此话传到了常衮耳里，俩人就算是结下了梁子。不久，常衮带礼部官员制定百官服丧天数。依礼，德宗需为代宗服丧27天，这有明文规定无须讨论。百官服丧天数代宗在遗诏中也已明确“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服丧3天即可正常工作生活。本来挺明白的照办就行了。可常衮非要矫情，楞说遗诏中的吏人是普通百姓，不包含文武群臣，文武群臣都需陪着德宗共同服丧27天。

崔佑甫严正指出“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连遗诏你都敢曲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毫不客气地揭露了常衮虚伪做作的一面。常衮恼怒异常，认为他以下犯上有违礼制，立即上报德宗将崔佑甫贬到潮州（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唐时，中书舍人和刺史官职差别并不大，重要的是发配当官的地方。潮州，距长安三千多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治安状况，崔佑甫恐怕都没办法活着走到，由此可见文官杀人不见血的阴狠本性。德宗认为常衮小题大作没同意，只是象征性的把崔佑甫打发到距长安不远的河南当少尹去了。

事情如果照此发展，宰相也就没崔佑甫什么事了，可谁知肃宗时期延续下来的“宰相联合签署制”让此事又有了颠覆性的转机。

当时，朝廷处于平叛应急状态，为及时处办各类紧急政务，宰相们便轮流值班办公，留一人全天在位。遇到须请示报告皇帝的事项时，由值班宰相代替倒休宰相联合签署上报，这种做法渐渐固化下来成了常设制度。

代宗病故前与常衮同时为相的有杨绾（已去世尚未补充）、郭子仪和朱泚。郭子仪、朱泚都是因军功而享受宰相待遇，不参与朝政处理，实际上只有常衮一人独居相位。他在奏报崔佑甫一事中按惯例代签了郭子仪、朱泚的名字，却又没及时知会他们。崔佑甫被贬的通报下发后，郭子仪、朱泚因与崔佑甫私人关系很好，都先后上表讲情。这引起了德宗的好奇，弹劾崔佑甫的奏章你们不是都签名了吗，怎么还反过来讲情。郭、朱二人均表示不知此事。德宗刚登基，也没人给他讲过宰相府还有这项制度，以为常衮胆大包天欺君罔上大感震骇，立即下令贬常衮到潮州当刺史（后调整到福建当观察使，相当于节度使），任崔佑甫为宰相。

诏书下达时，崔佑甫刚走到临潼（西安临潼区）。常衮后来在福建政声不错，充分发挥他的教学特长，修建学堂培养人才，为促进当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四年后病故于任上。

出任宰相后，崔佑甫知道他年龄已大不知啥时就没了，便模范带领大唐官僚机构，宵旰忧勤处理代宗朝遗留下的各类政务。元载任相时吏治腐败，谁送钱谁当官，送得多当得大。到了常衮，自诩清流，只认科举，各地推荐的人无论能干与否一律不用。要知道唐时的科举还没后世那么普及，只认科举必然让很多岗位长期空缺没人干活。崔佑甫久在吏部，对这方面的利弊自然知晓，他亲自考察审核各地推荐的人才，在为相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就任命了八百多人，平均每天4人左右。

干部问题历来是个敏感问题，等位的永远比上位的多。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批次的用人必然会引来非议。德宗善意提醒他，说有人告你选士时沾亲带故。崔佑甫坦然回答：我为朝廷选士，如果连被考核的人是谁都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的优劣因才而用呢。德宗深表叹服，从此再不过问。

司马光在《通鉴》里批评，用人只有贤与不肖之别，不能有亲疏新故之分，如果象崔佑甫那样，必然会遗漏掉很多人才，此事应交职能部门按程序秉公办理。

我到觉得司马光以宋时的眼光衡量唐时的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具体问题一定要摆到具体的情境下，去做具体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

崔佑甫当时面临的不是按部就班挑选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因前任不作为导致大面积空缺的工作岗位尽快配上人手，先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至于贤与不肖、漏与不漏那是下步的事。

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只是思想很统一就是不办事；嘴上唱得响行动落得慢。只有勇于任事才是敢于担当。同时，做工作还要注重抓本带末，把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自会迎刃而解，如果总是纠缠在细微末节里，即便把自己累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效。

跟着有思路有作为的领导干，既舒服又轻松还出成绩，因为他能指导你一直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的做事。崔佑甫无疑就是这样的领导，不论皇帝百官，还是文臣武将，都对他深为敬服。德宗是幸运的，上任伊始就巧遇如此得力助手，帮他迅速站稳；但又是不幸的，崔佑甫只来得及开了半个头就匆匆而逝，将一堆烂摊子又交还给了德宗。如果他能够再多活几年，后面的泾原之变也许就不会发生！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深深的遗憾！

建中元年（780年）一月，崔佑甫因病无法入朝视事在家休养，同年6月病故，年60岁，为相仅1年，实际在位半年多。病故前，他举荐了能臣杨炎。

03能臣杨炎

杨炎比崔佑甫小6岁，陕西宝鸡人。其父是读书人，有志于当隐士，一直未出仕做官。美仪容，有才名，历任幕府判官、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等职。受前朝宰相元载重用，拔攫为吏部侍郎。后因元载牵连贬为道州（湖南永州）司马。

杨炎与元载走得很近，一说他是元载外甥；一说他被元载看中，想培养为接班人。外甥之说无可考证，接班人之说到有可能。前面讲过，元载寒门出身，没什么背景，纯靠个人努力走上相位。杨炎与他相类，又是他的晚辈，一旦培养出来可以沿续他的理想与权力。从杨炎二次出仕所作所为看，他对元载是充满知遇之恩的。

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受崔佑甫举荐，德宗将杨炎从道州调回京城担任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宰相），正式开启属于他的舞台。

杨炎曾在地方幕府工作过很长时间，幕府就是服务于节度使的秘书班子，经手的事很杂。因此，他既知兵，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也懂财，有着当时大部分文官所没有的经济头脑。他谋划实施的一些政略，不仅对延续唐朝命数产生了积极影响，甚至对后世税收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设计收复西川。西川即现在的四川省中西部地区，当时处于防御吐蕃的前沿，其节度使崔宁虽出自博陵崔氏儒家（今河北保定一带）大族，却喜好纵横之术，离乡背井到了西川，靠着头脑聪明投机钻营混到了节度使一职，在与吐蕃作战中屡有贡献。他在蜀地苦心经营十多年，自恃地形险要、兵精粮足，朝廷奈他不得，尽情享乐还多次强抢部下妻女，关键是在给朝廷贡赋上存在时断时续的现象。

代宗早想把他换掉，却又担心他闹独立不好收拾，便一直忍着没吭声。大历十四年（779年）九月，不知是不是受到5年前朱泚入朝，受到朝廷高规格接待的影响，崔宁居然破天荒跑到朝廷参见。德宗为了鼓励这种行为，立即加封他为司空并兼山陵使（正一品）。也是合该有事，恰好就在他离开西川期间出大事了，这件事导致他再也无法回到第二故乡。

云南地区有个由玄宗扶持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国家南诏，原来一直是大唐的友好番邦，就连他们国名也是由大唐赐予的。吐蕃强大后经常侵扰南诏，南诏既惹不起吐蕃，也不愿得罪宗主国大唐，只好两头称臣。安史之乱后，大唐忙于四面救火，没空管南诏，吐蕃就加大了对南诏的侵扰力度，使得南诏不得不倒向吐蕃。

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浩浩荡荡的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入侵西川。其中，南路军攻击黎州（四川雅安汉源县）、雅州（雅安），西路军攻击茂州（理县），北路军攻击扶州（四川松潘县）、文州（甘肃文县），三条攻击线的交汇点正好是成都，企图吞并西川全境。

此时崔宁在京城，鸟无头不飞，他的那些将领失去主心骨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让吐、南联军接连攻陷数座城池高歌猛进，沿途州、县官员弃城逃窜，城中百姓也纷纷跑到山中躲避。德宗收到前线战报忧虑异常，河湟之地在他爹手中已经丢了，蜀地如果再落入吐蕃，他们就会依托川府之地沿长江顺流而下觊觎中原，那大唐天下可就危险了。便立即命令崔宁赶回西川组织防御，正当崔宁打理行装准备出发时，杨炎却向德宗阐述了另一番见解。

杨炎认为川蜀之地历来富饶，却被崔宁长期割据。崔宁这次虽然入朝，但其军队仍驻守西川，朝廷还是无法收取贡赋，这和没有蜀地是一样的。崔宁因缘巧合当上了节度使，在军中素无威望。这次回去，他必然无法阻挡吐南进攻；假若他侥幸得胜，西川还是不归朝廷所有。如果派大将朱泚统范阳军、禁军数千精锐前往，并让西川周边诸道军队予以配合，肯定能够获胜，到时再挑选一名听话的节度，千里沃壤复归国有，这岂不是更好。

我们且不去分析杨炎此举动机如何（后世有人说杨炎是为了报复崔宁才提的上述意见），但从事态发展来看，确实一如杨炎所判，且西川在此次战役后一直牢牢掌握在唐政权手中。即便杨炎是无心插柳，那享受红利的也是大唐。

德宗同意了杨炎意见。从禁军中抽调四千精锐，从邠、陇、范阳军中抽调五千精锐，分别由右神策都将李晟、金吾大将军曲环两员名将率领，会同东川（今四川省成都以东、重庆）、山南（今汉中一带）两军，采取顶住西南两路，集中攻击北路的战法，向吐南联军发起边境自卫反击战。

战争打响后，东川军沿江油（绵阳江油）向东前出至白坝（广元昭化），与山南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该地域之敌，大破，吐南联军向西逃窜。范阳军尾随追击，在七盘一带（今四川广元与陕西宁强交界处，为川陕重要通道）再次击败吐南联军，乘胜收复了维（理县）、茂（茂县）两州。吐南联军被突然出现的这帮唐军吓破了胆，一路向西疯狂逃窜；李晟带禁军一直追击到大渡河外，敌因饥寒坠落山崖而亡的有八九万人之多。这一仗彻底打痛了南诏，南诏王害怕大唐追责讨伐，在万分恐惧之下，举全国之力修筑了苴咩城（xia二声、mie平声，在今云南大理）并迁都至此。

前方捷报一到，德宗立即派荆南节度使张延赏出任西川，重新夺回了西川控制权。登基未满半年就打胜了外战第一仗，且又胜得如此扬眉吐气，德宗自然心情大好，少不了褒奖一番。

所谓有人欢乐有人愁，此时的崔宁欲哭无泪，一次虔诚的朝圣之旅，谁料想会是这个结局。只是他在郁闷中没想到噩运才刚刚开始，杨炎盯上了他，并且没打算要放过他。崔宁赋闲后，杨炎向德宗建议，说是北边还不太平，郭子仪郭老退休后，咱需要派个元老重臣去镇住这帮不要命的军爷。于是就让崔宁出任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延安黄陵县）；又担心他会寂寞无聊，在他分管的地界上接连安插了杜希全、李建徽、张光晟三名强干刺史。杨炎给这三人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架空崔宁，让他名义上是节度使，实际上啥也不是；二是随时探听崔宁动向，寻找他的过失，伺机予以致命一击。杨炎害起人就如同乌龟，咬住了就不撒口，咬不死你也得扯掉一块肉，这种作风在他整治刘晏时表现的犹为明显。

收回国库控制权。唐时旧制，各地收缴上来的贡赋，都统一存储于太府寺下辖的左藏库（相当于国库、国家银行），太府寺按照户部度支司（相当于财务部预算局）要求，每季度上报一次库存情况，再由刑部比部司（相当于国家审计署）检查核验是否属实。这就保证了国家赋税从收入、保管到支出、使用，每个环节都有一整套严格缜密的管理制度。

肃宗晚年时，理财名臣第五琦担任度支和盐铁使，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负责官办盐、铁的生产与专卖。当时京城里有许多诸如马璘、郭子仪这样于国有功、权势滔天的大将，打着保障作战的名义索要钱财物资，第五琦谁也不敢得罪，就上奏肃宗将本应由六部管理的左藏库中财物全部转移到了设置在宫禁中、归皇帝私人所有的大盈内库。大盈内库财物主要供皇帝宫廷享乐及赏赐之用，由宫中宦官管理，开支无需经任何部门审核，全凭皇帝一句话。

皇帝自然乐于这样。以前用钱既得顾及宰相脸色，又要走流程，很不方便。现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多好！全国财政收入就这样正大光明的成了皇帝私产，代宗即位后也一直装糊涂，没把国库财物管理权交还职能部门。这种非正常状态一直持续了二十年，其间经手宦官达三百余人。这些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取利，彼此袒护地把持着这块肥肉，已然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利益链。

杨炎熟知经济自是明白个中道理，国库不归国有，他这宰相还怎么当。但是，这么大一块肥肉，德宗肯吐出来吗！杨炎肯定是做出一番观察的，他感受到了这个刚刚即位、正值壮年的皇帝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蓬勃心态；也感受到了德宗收拾宦官、惩治贪腐的决心。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找到德宗，诚恳地向德宗建言，赋税收入是国家根本，直接关系万民生存和社稷安危，历朝历代都由重臣严格监督审核，即便这样还难免出现账目不清、坚守自盗的行为。现在却交由宦官，职能部门完全插不上手，国家财富都落到这些刑余之人手里，您不心疼啊！为政的危害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还是按照以往制度，把国库划归职能部门，宫中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让职能部门如数拨付内库。只有这样，我们的政令才能下行啊！

这番义正言辞的话打动了德宗，他当即下旨，将天下财赋按旧制重新划归左藏库，每年从上贡的物品中遴选三千至五千匹精帛送入大盈内库供皇室开销。这件久拖不决的国家大事仅凭杨炎一番话就得以完美解决，由此也可看出他果有其能、名实相符。

推行税法改革。大唐是个辉煌的时代，不仅有灿烂的文化体系，还有先进的制度设计。租庸调就是一种税法，简单来说指以谷物、布匹或服劳役的方式来缴纳赋税。“租”就是田租，有田就要交租，每丁（男，下同）每年缴纳2石（120斤）粟米；“庸”即力役，每丁每年需替政府服劳役20天，可用实物折抵；“调”即按户征收的实物税，通常每户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种制度能保证农民有充足的时间耕种，负担也相对较轻，但实行起来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均田支撑，一是户籍清晰。

先说均田制，这是北魏孝文帝创建的一种土地分配形式。当时因“五胡乱华”导致人口锐减，北魏统一北方后，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撂荒的土地，为了让这些土地重新发挥功能，便由政府授田给百姓耕种使用，除满足生活需要外，再给政府交纳一定额度的使用费，待百姓死后将土地归还。这个制度给了百姓以活口，使许多荒地得以开垦，政府赋税收入也就有了稳定的保障。但随着建唐以来承平日久，人们没事了总生孩子，人口井喷式增长，加之土地受到各种形式的兼并不断流向贵族手中成为私产，政府手中没地了，该分到田的男丁成年后无法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却还要按原有定额去缴纳赋税，这种以丁为主的刻板模式使得百姓负担逐年加重。

而户籍制类似于现代的户籍政策，需要有一批专业队伍定期组织人口的普查核实。玄宗后期官员们怠惰安逸，这项细致繁琐又没油水的工作也就开始糊弄起来，导致像人口死亡、田产转让这些基本信息都登记不详、混乱不堪，根本无法作为授田和征税的依据。

杨炎在充分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了“两税法”改革方案。“两税法”就是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调整为以征收金钱为主，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缴的新税制。与租庸调法的主要区别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意思是不再区分本地户和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拥有资产和土地就要征税。

它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情况反向推导出翌年需上缴的税额，各地区再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征税；以资定税，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在现居地拥有产业就都要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缴税额度；年征两次，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六月、秋税十一月，原“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取消；行商缴税，商人在所在州县依照营业额征收0.03%的税。

陷害刘宴。杨炎虽然有抱负、有情怀、有才能，但他缺乏崔佑甫的坦诚，崔佑甫看不上常衮就当面和他吵，但吵完就吵完了，背后并没有阴他，崔佑甫在朝廷威信高就是因为人品好。而杨炎则不然，他貌似文雅实则睚眦必报，谁得罪他他就一定整谁。从这点看，他与卢杞是一丘之貉，只不过卢杞更黑更狠。他在任上害的人不少，但其最不可原谅的一件错事，就是害死名臣刘宴，这也是导致他威信扫地的主因。

刘宴是曹州南华（今荷泽东明县）人，比杨炎大11岁，是中唐治世能臣，精通经济之道。七岁时因献颂文给到泰山封禅的玄宗李隆基，被封为太子正字（太子宫中负责校勘文书的小官），其事迹被后人写进《三字经》中，“唐刘宴，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名声轰动一时。

肃、代二宗时，一直担负度支、转运使、盐铁使等职，长年主持财务工作。他在民众离乱、财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的困境下，不叫苦不叫累主动作为，开财源、敛赋税、通漕运，推行食盐专卖，培养税务人才，有力确保了战后朝廷权贵能过上舒服日子，藩镇军队各类物资仍能组织正常供应，加之刘晏本人虽长年管钱管物却极为廉洁，在朝野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代宗时，刘晏与杨炎都曾受过元载举荐，也曾同在吏部为官，刘晏是一把手吏部尚书，杨炎是他的副手吏部侍郎，两人因三观不合时有分歧。后来，元载事发，代宗让刘晏调查，刘晏奉命秉公办理，元载因罪被赐死。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说明刘晏没有以私恩而代国法，杨炎却认为刘晏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一直衔恨于心。荣登相位后，便着手构陷刘晏。可怎么才能让德宗对刘晏这样的忠义之臣顿起杀心呢!刘晏是正人君子律己甚严，在违法违纪上没有硬伤，而且即便有也戳不中德宗的痛点。杨炎久在仕途，比德宗大了15岁，自然知道德宗的逆鳞是什么：一是母亲沈太后，前面讲过沈太后在安史之乱时跑丢了（那种情况下，活着的可能性很小），他爹代宗又喜欢上了独孤氏且爱的极深，对此德宗很忌讳；二是回纥，他曾在回纥当人质，过了段担惊受怕的日子；三是宝座不允他人觊觎。

于是杨炎阴险的借助兵部侍郎黎干、权宦刘忠翼谋逆事件（见第二章初试锋芒之惩治奸佞），让人散布谣言，诬陷刘晏曾秘密劝代宗立独孤氏为皇后。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找到德宗，先痛哭流涕地表演了一番，然后义正严辞地说：“臣刚刚得知刘晏是黎干和刘忠翼的同党，臣作为宰相却不能讨伐他们替您出气，真是罪该万死啊！”可能是演得有些过吧，德宗没表态。幸好崔佑甫还在世，劝德宗不要因未经证实的谣言而怀疑一个好人。崔佑甫的话在德宗心里是有份量的，德宗可能是让杨炎煽动的有了一些想法，但碍于崔也就没再吭声。

杨炎见这招不灵忙使下招，劝德宗将临时设置的转运使、盐铁使、青苗使等机构全部罢免，其所管事务交由尚书省职能部门统管，这本身就是尚书省的职责，没必要再增设一套班子。杨炎为什么这样提呢？这些临时设置的机构其实都是由刘晏一人负责的，撤掉就等于收走了刘晏的权力。德宗看他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何况听着似乎也有些道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杨炎随即以刘晏奏事不实为借口，将他贬到忠州（今重庆忠县）当刺史。

建中元年（780年）六月，崔佑甫病故，杨炎再也没了顾忌，开始疯狂报复。七月，他指使荆南（湖北省中部）节度使庾准诬告刘晏向朱泚写信请求营救，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并且还擅自在忠州招兵，有不臣之心。德宗见到这份奏章大为吃惊，杨炎又在一旁极力挑唆。刘晏是前朝重臣，德宗登基不久还不知道刘晏的重要性，在杨炎的搬弄鼓动下起了杀心，随即派一名宦官到忠州勒死了刘晏，之后才编了个罪名下诏将刘晏赐死。消息传出后，朝廷内外大哗，都为刘晏打抱不平。这是杨炎所没有料到的，他高估了他的权力，更低估了刘晏的威望。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屡次上表替刘晏喊冤，讥讽朝廷不长眼，连这样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忠直能臣都要杀。杨炎怕了，这一怕心就乱了，心一乱昏招就来了。他派心腹分别前往各个地区，向这些地方大佬解释，刘晏是因为勾结奸邪请立独孤氏为皇后，激怒了德宗才将他处死。言下之意，刘宴的死是德宗自己的事，与我杨炎一点边没有，把锅全甩给了德宗。这些话自然传到了德宗耳里，德宗这个气，你杨炎太不是东西太不地道，主意是你出的，祸惹出来你把锅甩给我，有你这样的臣子吗！这不就是典型的不忠不义吗！一个文化人怎么办这种事。于是盟生了除掉杨炎的心思。这个事让谁做呢！奸相卢杞隆重出场！

04奸相卢杞

卢杞，出自范阳卢氏，滑州（滑县）人。其祖父卢怀慎、父亲卢奕、伯父卢奂均为前朝宰相，且以忠直清廉闻名。其父卢奕在安史之乱时被乱兵所杀，号为忠义。卢杞是绝对的官N代，生在大唐红旗下，长在大唐新时代。出生年月不详，史书说他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而又称他父亲眉目疏朗，父子两人差距过大，这有些耐人寻味。

卢杞唯一的优点是口才好，德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很欣赏他。也可能两人自小就认识。建中二年二月（781年），德宗将他由御史中丞提升为大夫（虚职）兼京畿观察使（京城周边地区一把手）。

一次，郭子仪郭老身体有恙，卢杞过去探望，郭老立即将侍奉在身旁的姬妾们赶走，独自一人在房间接见。有人问这是咋回事，郭老说：“小卢相貌丑陋心地险恶，如果那些女人不知深浅取笑他，一旦让他掌权，我郭家可就完了。”郭老阅人无数，又和卢杞他爹是同事，对卢杞自是熟悉不过，他对卢杞的评价应当是客观的。

言归正传，杨炎任相后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加之没了师兄崔佑甫，越发膨胀起来，对德宗说话都很不客气，特别是在刘晏一事上引起德宗强烈不满，建中二年（781年）三月，德宗将杨炎调整为中书侍郎，升任卢杞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让卢杞进入相府与杨炎搭班。因为唐朝一直实行群相制，杨炎即使有意见也不好说什么。卢杞个子矮容貌丑还没文化，象杨炎这种自视极高的人自然瞧不上他，平时连正眼都懒得看他，甚至在饭堂吃饭都要托故不与卢杞同桌，卢杞恨死了他。卢杞可不是刘晏，论能力比不上你杨炎，但要论害人你杨炎还差点，咱们走着瞧！

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他入朝参见的旨意，并在边境公然派出军队拦阻朝廷使者（详见下章）。德宗见他不知好歹，便任命与他交界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群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管各道军队讨伐梁崇义。

杨炎对此有不同看法，立即找到德宗，表示李希烈这人桀骜不驯服不太靠谱，他的养父李忠臣对他恩重如山，他居然硬是撵走李忠臣夺了节度使位置。如果让他征讨梁崇义，没功他还搅三分，真要立了点功不得反天啊。

德宗却认为李希烈节度使的命令是他下的，旌节是他颁的，派去宣布命令的宦官收了李希烈的礼，还让他臭揍了一顿，应当算是他的人。李希烈又年轻，建中二年才31岁，比德宗小了整8岁。政治上比较清白，不是藩镇二代。

人有时总会觉得比自己小的容易控制。加之李希烈在梁崇义问题上态度积极主动请战，为朝廷分忧解难，正是朝廷需要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让他去有什么不妥，你杨炎哪那么多事，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心思让我给你垫背，便没有理睬杨炎。杨炎没想到德宗会这样，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态度激烈地与德宗掰扯，非要让德宗收回成命，德宗气得拂袖而去。

建中二年七月，李希烈因落雨频繁不便行军，一直没有采取攻击行动，德宗很上火。卢杞找到德宗，告诉德宗李希烈不进军全怪杨炎，李希烈对杨炎污蔑他的忠义而异常愤懑。建议为了平藩大局着想，先暂时撤掉杨炎，给希烈同学一个交待，等叛逆平复后再给他恢复职务不就得了。这番话对时局分析得入情入理，理由也冠冕堂皇，德宗深以为然，当即解除了杨炎宰相职务，调整为左仆射（尚书省副职），让老臣张镒接替了他的位置，把那个被杨炎发配到朔方的崔宁调回来当右仆射与杨炎搭班。

这就是卢杞的特点，杀人不见血，阴你阴到惨。将杨炎从相位上撤下来不过是刚开头而已，杨炎大人你继续接招吧。

杨炎被罢相后没作出任何反应，可能他对卢杞的话信以为真，想当然的认为德宗不过是被形势所迫，暂时让他回避一下而已，过段时间自会让他重登相位。他再一次高看了自己，低估了对手。卢杞根本就没闲着，一直在寻找彻底解决杨炎的机会，终于让他物色到了合适人选，大理寺卿严郢。

当初杨炎因严郢在京兆尹位置上不太听话，就把他平调到了清水衙门大理寺，严郢当然很恼火。卢杞知道后把严郢引荐为御史大夫（御史台主官，宰相副手，监督百官，相当于纪检部长），找到了枪，下步就是深挖杨炎黑幕。杨炎不是律己很严的人，又多年为官，找他的事太容易了。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一个足以致杨炎于死地的信息。

杨炎当时准备修建家庙，因手里钱不够，就托河南尹赵惠伯把他在东都洛阳的一处房产卖掉，赵惠伯以政府名义买下来当办公用房。严郢认为这里肯定有猫腻，就检举赵惠伯高价买进从中取利。卢杞安排大理寺法官田晋依法论处，田晋也可能是不知道其中道道，便客观地认为贪污取利按律当撤职。卢杞大怒，立即将田晋贬官，又安排了两名法官重新审理，这回他们学乖了，给出的意见是赵惠伯监守自盗，从中取利，依律当绞。

杨炎将家庙建在了玄宗朝宰相萧嵩的家庙对面，卢杞神秘地对德宗说，萧嵩家庙这块地方有王气，当时玄宗让萧嵩迁往别处另建，这事大家都知道，而杨炎却故意把家庙盖到这个地方，肯定是别有用心。这话戳到了德宗心坎，在上位者最怕的就是有人觊觎自己的位置。

建中二年十月，杨炎被罢相仅三个月后，又从左仆射位置被贬为崖州（海南三亚）司马。那时的海南岛可是人迹罕至的绝域蛮荒，杨炎走到距崖州还有百里之地时，被卢杞派人绞杀。

赴任途中，杨炎写了一首诗留传至今：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注：《流崖州至鬼门关作》鬼门关指今广西北流县、郁林县之间的谷地，为古时去海南必经之路，当时瘴气弥漫，道路难行，故名）。

回顾杨炎被构陷的过程，是不是和杨炎害死刘晏完全一个套路。先找茬收掉权力，再寻个大帽子扣上贬往外地，最后赐死途中。所谓因果报应果真如是，种下恶因必结恶果。不知杨炎在被人绞死时，心里有没有想过被他害死的刘晏。

杨炎谈不上正人君子，但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过不了私恩与朋党这个坎，给自己贴下了元载的标签。他有底线，害死刘晏只是觉得刘宴恩将仇报，对于其他对他有看法的人，也无非是调离岗位、贬官处理而已。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名利心过强，推行两税法、平复西川等大作为其实质也都是为了名，动机不纯就很难让人心生敬服。所谓一物降一物，如果说杨炎是伪君子，那卢杞就是真小人，在没有一点底线和操守的卢杞面前，他只有完败。

德宗后来对杨炎的评价比较客观：一是自诩清流，既伪且坚，党援因依，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二是每次朝堂论事，同意他的意见就高兴，一旦有些疑难，随即发怒以辞职相威胁；三是无复君臣之礼，每见令人忿发。

自我膨胀到连皇帝都敢骂，不死等什么呢！

除掉了杨炎，卢杞志得意满，他放眼四顾，本着谁不服弄死谁的原则，坑张镒、害顔真卿、毁崔宁、阴李怀光，在奸佞无耻之路上一路开挂，把朝堂内外、文臣武将折腾的鸡飞狗跳，将德宗初期积累的“贞观之象”遭践的一无事处。俗话说小人自有恶人磨，作为德宗时名闻天下的奸相，他的下场会怎样呢。